儒家篇

春秋戰國是中華文明發展史的偉大時代，亦為管理學思想進化的巔峰時段。當今世界，一年或可創造一千項科學新技術，但一千年卻未必能產生一種管理新思想。思想，是人類對事物認知而形成的觀念組合，管理對象是人，管理思想就是人類認識自身而形成的一系列觀念組合。然而，人類對自己的認識有多少？人類或可深入太空認識浩瀚的宇宙，但當今世界70億人中，有誰能真正認清自己？如果連自己都認不清楚，何以認清別人？何以認清人類？何以認清管理？這也是一千年未必能產生一種管理新思想的根本原因。

話雖如此，但有個現象很有趣：書店里，物理、化學等自然學科書籍并不多，且此類書籍無論有多少版本，內容大體一致，原理就那幾個原理，定律就那幾個定律。與之相反的卻是管理學書籍，一書一作者，一書一觀點，張三有其認識，李四有其想法，王五有其邏輯，看管理學書籍似如騎馬看風景——處處有新意，管理學書籍的撰著發行猶同曹操八十萬兵馬過獨木橋——沒完沒了。從此角度講，一年貌似可以產生一千種管理新思想。其實，此種“新”思想早已囊括在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中。

例如，企業常把塑造企業文化作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內容，力求通過文化促進人員勤奮工作，此等“新”思想或可稱之“文化治理”思想。殊不知，“文化治理”思想在中國早已延續上千年。號尊“元圣”的西周能臣姬旦（俗稱周公），其將上古至殷商的禮樂整理改造成中國第一部系統化的治國典章《周禮》。《周禮》是儒家的煌煌大典，但《周禮》不是禮，而是法，其核心思想是通過法治來生成周朝社會特定的道德觀念、風俗習慣和行為準則，此即儒家所說的“禮”。塑造企業文化無外是幫助企業員工樹立某種觀念、養成某種習慣、強化某種自覺，此與儒“禮”別無他異，故而企業“文化治理”思想與儒家“禮治”思想無本質性區別。儒家創始人孔丘年邁時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丘很膜拜周公，所以一直主張恢復周禮，卻終不可得，原因何在？原因很簡單，周朝的“禮”是通過法治生成的，而孔丘主張的做法卻不是法治，而是教化。國有成語“約定俗成”，這是周公“禮治”的核心方法，也就是通過法治生成禮，而孔丘則是倡導利用教化來生成“禮”，兩者有本質性差異。時下，拉橫幅、貼標語、制展板、做櫥窗、辦內刊、背理念、喊口號、搞活動等是諸多企業實施“文化治理”的基本方法，但本質亦是類似孔丘主張的教化，只是手法是較為隱秘的環境教化、氛圍教化。

孔丘試圖通過教化實施“文化治理”的思想雖在中國延續千年，亦被歷代統治者推崇，卻沒有得到完全實踐，也沒有促成哪個王朝的強大，故其并未取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相反，周公“約定俗成”的“文化治理”思想卻讓周朝存世近800年而成為中國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的王朝。有人或駁：東周（春秋戰國）紛亂500多年，周室名存實亡，怎能證明其成功？周室的確名存實亡500多年，其間群雄并起，卻無人敢滅周室，其因何在？再者，各路諸侯內心藐視周室，面上卻無人不敬周室，其因又何在？再者，無周室策封，實力再強者亦不敢自封為公，其因又何在？其因很簡單：東周雖亂，但社會倫理綱常卻不亂，社會倫理綱常不亂皆因其已深入人心骨髓，故《詩經》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探尋事物本質是解決問題的基礎，談文化治理必先弄清文化的本質。根據唯物辯證法原理，文化應當包含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方面。飲食、藝術、建筑等都屬于物質文化范疇，物質文化通過物質形式來表現，比如京劇通過人的衣裝、肢體、聲音等進行表現；精神文化則是通過人群的行為習慣來表現，比如，人人都有孝敬父母的習慣，“孝”便是該群體的文化。“文化治理”的“文化”泛指精神文化，本質是群體的某一行為習慣。比如，所有員工均有自覺進行工作創新的習慣，創新便是該企業的文化。或可說：一個人的習慣叫性格，十個人的習慣叫風氣，所有人的習慣就叫文化。所有人的習慣通常稱之風俗、習俗、民俗。簡單來說，文化就是習慣，文化就一“俗”字。文化如何產生？通過教育（教化）可以培養一個人的習慣，但要培養所有人的習慣，要在人群中形成一種持久的風俗，通過教育會有效果嗎？答案是否定的。要培養所有人的持久習慣，要在群體中形成一種持久風俗、培植一種牢固文化，就須借鑒周公“約定俗成”的做法。也就是說，只有把法規制度確立起來并嚴格執行，才有可能讓所有人保持長久的習慣，才有可能在群體中培植出牢固的文化，否則文化就是無本之木、無水之源，故古人云：“法立于上，則俗成于下”。同時，要改變所有人的習慣、要改變群體的文化，亦須把法制確立起來，故商鞅有云：“制度時,則國俗可化”。

從以上論述可得一結論：文化是法治的產物。例如，古代中國，孝敬父母之所以成為一種社會文化，原因就是“不孝”被納入十惡不赦之罪，有罪就得罰；同時，漢朝設有“舉孝廉”制度，孝順父母成為步入仕途的資本，進而促使“孝敬父母”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文化。相反，時下社會，不孝父母不會坐牢，孝順父母不會做官，故使孝道于我等漸行漸遠。

綜上所論：儒家“禮治”思想就是“文化治理”思想，文化是法治的產物，故而法治是“禮治”的基礎。儒家“禮治”失敗的根本原因，在其推行“禮治”的方法是教化，而不是法治。

話說“深山藏虎豹，亂世出英雄”，東周是中國圣賢輩出的時代，管仲、老子、孔子、墨子、鬼谷子、荀子、孟子、莊子以及孫武、孫臏、吳起、商鞅、李斯、韓非等皆出自東周。東周圣賢輩出或是世道太亂之故，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不乏亂世之時，為何耳熟能詳的頂級人物多出自東周？其因很簡單：在社會倫理綱常深入人心骨髓的東周，若是有人懷疑其倫理綱常的正確性，就會引發思想上的大解放，結果必會催生頂級人物，此理如同彈簧壓得越緊彈得越高。中國歷史上經有兩次思想大解放，一為東周時期，二為民國初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東周時期是人們沖破奴隸社會的思想牢籠，民國初年是人們沖破封建社會的思想牢籠。人們每次沖破舊的思想牢籠后，思想便會處于一種無序的發展狀態，什么思想都可能產生。此如老虎掙脫牢籠后，其或跑到市井，或逃往深山，或竄進林子，此亦是東周出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盛景的原因，墨家即為其中的閃亮之星。

墨家篇

墨翟，俗尊墨子，中國古代史上唯一一位農民出身的哲學家，其所創立的墨家學說在先秦時期影響極大。中國古代農民身處社會最底層，無論內憂或外患，遭受苦難最深的永遠是農民。此種苦難決定了農民階層的心聲永遠是期盼天下太平，而在農民階層看來，天下太平無外于人人相親相愛，此即墨家思想的核心——“兼愛”，“兼愛”思想的實踐要求是：上不壓下、大不欺小、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貴不輕賤、富不嫌貧，等等。因為墨家學說有龐大的群眾基礎，故與儒家學說并列成為東周顯赫一時的學說，簡稱“顯學”，其時學者身份“非儒即墨”。

墨家“兼愛”思想是一種沒有差別、一視同仁的博愛思想，其雖美好，卻要面對一種無法掙脫的現實困境。例如，邪惡的張三欺凌善良的李四時，墨家定會上前勸說，如若張三不予理睬，怎么辦？教訓張三會違背“兼愛”思想，坐看李四受欺亦會違背“兼愛”思想，此即墨家無法掙脫的現實困境。墨家“兼愛”思想因符合農民階層利益被推崇，卻因無法突破現實困境而逐漸談出大眾視野，終使墨家如同劃破夜空的流星一般，閃耀即逝。在困境掙扎中，墨家走上兩條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其一，墨家是農民階層代表，農民是在征服自然中求生存的群體，當“兼愛”思想遭遇現實困境后，部分墨者便把精力轉移到研究自然科學和勞動技術上，從此走上科學研究道路；其二，在“要不要教訓張三”的問題上，部分墨者把“兼愛”思想演化成“義”而果斷教訓張三一番，從此走上鋤強扶弱的江湖游俠路，但鋤強扶弱必會動用私刑，故使部分墨家分支逐漸演變成黑社會組織甚至恐怖組織。

墨家一視同仁的“兼愛”思想雖因現實困境而急速流產，但在視奴隸生命如草芥的東周社會，其愛的思想可謂是人類文明發展史的最大進步，其博愛的光輝亦將永遠照亮人類文明進程。有人或問：墨家思想如此善美，何以困之其境、戛然而止？其實，這是墨家的階級局限性所致。如前所言，墨家為農民階層代表，農民階層身處社會最底層，得到的利益分配非常少，農民為求生存必會十分計較個人利益得失，否則原本艱難的處境會更加艱難而影響生存。簡單來說，農民個體的特性就是只能顧及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否則沒法活。農民個體只顧自己、只顧眼前的特性表現為群體特性時，就是利益均沾的平均主義，此即墨家“兼愛”思想的起源。“兼愛”是一視同仁的“平均的愛”，當“平均的愛”遭遇“公平的愛”時，墨家就會在“邪惡的張三欺凌善良的李四”問題上陷入兩難境地，兩難境地自然會產生兩種結果：一是勸阻不了張三就拂袖回家研究種地去，二是勸阻不了張三就行俠仗義將其暴揍一番，而這兩個結果都無法讓墨者再繼續堅守其信仰，結局只能是分崩離析、瞬間消失。墨家平均的愛是一種個體小愛，而非群體大愛。

時下，無論社會管理領域還是企業管理領域，人性化管理雖是倍受追捧的管理“新”概念，但其靈魂卻是墨家“愛”的一脈相承，形體是墨家“善”的衣缽相傳。就此而論，人性化管理絕非新事物。然而，諸多管理者在人性化管理中常步墨家個體小愛之后塵。比如，有的企業在薪酬體系中設有工齡工資，目的雖是激發員工對企業的忠誠，但體現出來的卻是對老員工的人性關愛。然而，在同工同勞情況下，對老員工的人性關愛卻是對新員工的隱形傷害。有人或不以為然，認為只要新員工的工齡足夠長也能受此待遇。此邏輯貌似在理，但若取消工齡工資，新員工雖不會因此得利，卻會非常高興，高興的原因是什么？無外于傷害停止。所以，工齡工資是對老員工的一種小愛，這種小愛卻是對新員工的人為傷害，既有人為傷害就談不上真正的人性化管理。有人或說：取消工齡工資，新員工雖高興，但對老員工卻是一種傷害。其實不然，老員工雖受傷害，卻非人為施加的傷害，而是老員工“不勞而獲”心理的自傷。老員工在企業工作期間，其有選擇離開的自由，留下來是出于個人自愿，現若以其“自愿”來索取好處費，猶似女人自愿嫁給男人三十年后向其討要“服務費”一樣，倫理上說不過去。再者，老員工雖為企業貢獻多年，卻非無償貢獻，其貢獻一年就有一年的回報，貢獻十年就有十年的回報，從市場角度講，兩者互不虧欠。

管理者或許會在感情上感覺虧欠老員工，但感情歸感情，卻不能感情用事，否則就不是人性化管理，而是人情化管理。真正的人性化管理，其核心思想是對整個群體的大愛，而非對個別人或部分人的小愛。小愛講的是什么？小愛講的是感情；大愛講的是什么？大愛講的是公平。公平是什么？公平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單位、一個組織、一個企業發展進步的基石，公平是對群體所有成員的大仁、大義和大愛，公平是群體所有成員望眼欲穿的最大期盼，公平是下屬誓死追隨的要訣。中國墨家“兼愛”因是感情小愛而非公平大愛，此即注定了其最后的宿命。再者，話說“天下根本，人心而已”，人心根本又是什么？人心根本，公平而已。縱觀古今，孰能舉出“公平滅、人心在”的例子？故王夫之有云：“論天下者，必循天下之公”。

公平既為大愛，如何維持公平呢？此處重拾以前講過的例子：體碩健壯的張三與弱不禁風的李四擂臺比武，縱使張三必勝無疑，但若裁判未經二人切磋就直接判定張三勝出，李四必認為不公。再如，選人用人中，王五因杰貫古今而被直接啟用，其雖合乎唯才是舉主張，但眾人會服氣嗎？肯定有人不服，不服就是因為不公。我等常說“過程比結果更重要”，真正的公平不是結果的公平，而是過程的公平；沒有過程的公平，再公平的結果也將被定義為徇私。故而，欲使公平的結果深入人心，首當確保過程公平。何以確保過程公平？管理實踐中，過程即規則，規則即法制。法制，公平的基礎；法治，公平的關鍵。法制不立，公平就是無本之木、無水之源；法治不成，公平就是海市蜃樓、空中樓閣。沒有公平，就談不上大愛，故儒學集大成者朱熹曰：“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于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也”，商鞅亦曰：“法者，所以愛民也”。再者，以愛為主題的人性化管理，核心是以人為本，人又以何為本呢？商鞅曰：“民本，法也”，以人為本就是以法為本。

綜上所論，欲成墨家之愛，必求公平之理；欲求公平之理，必求法治之成。法治看似無情而有違墨家“愛”的倡議，殊不知，法治雖無情，卻是無情的大愛。情是愛的邊緣，無情即無邊，無邊之愛即大愛無疆。有情無愛，有愛無情，此即道家“有無相生”之理。

道家篇

道家，中華文明的巨星，一個充滿唯物辯證思想的哲學流派。五千年中華文明中，若論最璀璨的明星，無出道家之右者。中國能與馬克思主義結緣，亦或緣于2500多年前道家種下的因果。如果說，崇尚“刑不上大夫”的儒學是貴族哲學，主張“愛人若愛其身”的墨學是農民哲學，那堅持“無為而無所不為”的道學便是全民哲學。其實，五千年文明進程中，中國產生的哲學流派很多，但能真正算得上哲學的只有道學。馬克思主義哲學雖傳入中國近百年，但在諸多民眾眼里，道家哲學仍是我們中國人現在的唯一哲學。

道家經典《道德經》是中國最偉大的著作，據說是世界上除《圣經》之外被譯成外文發行最多的著作，其與《周禮》《周易》《論語》《孫子兵法》共同構筑成中華文化的基石（五書皆出自周朝）。眾人常把《道德經》誤解為講述人倫心性的道德學說，實際卻是以“道”為核心的哲學經典。道家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形”上有許多相通之處，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在道家思想中隨處可見。比如，“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是對立統一規律，“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是量變質變規律，“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是否定之否定規律，等等。

道家哲學雖充滿唯物辯證思想，但其世界觀卻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較大區別。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世界的本源是客觀存在的物質，道家哲學則認為是客觀存在的“道”。今人雖把“道”理解為自然規律，但在道家人眼里，自然規律只是“道”的外在表現，“道”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客觀事物。其實，細觀《道德經》對“道”的各種敘述不難發現，道家的“道”指的是事物的“對立統一規律”(也稱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是事物發展的內在動力)，其是包括物質在內的所有事物擁有的普遍規律。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把物質定義為世界的本源，道家哲學則把物質擁有的規律定義為世界的本源，兩者既相通又有區別。

我們都知道，世界哲學體系分為兩類，一是唯物主義哲學，比如馬克思主義哲學；二是唯心主義哲學，比如畢達哥拉斯哲學。中國道家哲學卻很特殊。其一，道家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雖有區別，但兩者都認為世界的本源是客觀存在的，從而使得道家哲學與唯物主義哲學有相通之處，即：否認意識的第一性；其二，道家哲學雖承認“道”的客觀存在，卻將其視為一種能夠脫離物質而獨立存在的實體，從而導致其與唯心主義又有相通之處，即：否認物質的第一性。道家否認物質第一性又否則意識第一性的特點使其成為夾在唯物主義哲學和唯心主義哲學之間的“兩面派”。道家哲學雖遭遇“兩面派”的尷尬境地，卻能堅守“道”的客觀存在和否認精神的第一性，所以道家哲學的本質就是一門發展不成熟的唯物主義哲學。當然，在2500多年前卻是世界上最成熟的唯物主義哲學。

因為道家哲學將“道”視為主宰一切的神秘自然力量，故其方法論是嚴格遵循“順從自然”原則，以為只要順從自然，所有事物都會向好的方向發展，此即道家的著名主張：無為而無所不為。今人雖對道家“無為而治”有更豐富的理解，但其原意卻是一種聽憑自然、不求作為的消極避世主張，這在老子的“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等愿景中得到充分證實。或可說，道家哲學的方法論是“在順從規律中隨波逐流、隨遇而安”，而不是“在利用規律中順水推舟、乘風破浪”。

道家哲學雖有局限性，但其對規律“神一般”的尊崇卻是人類社會從感性文明走向理性文明的轉折點，更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主軸。同時，道家哲學“無為而治”主張的本意雖消極，但其提法卻極具科學性。

無為而治，管理者永遠的夢，欲求無為管理，須先找到科學的管理工具，此如想要消滅糧倉的老鼠，最好的辦法不是抓，而是養，養什么？養貓。管理的工具是什么呢？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由一組或主次有別的多組矛盾組成，任何一組矛盾都由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構成。管理工作亦如此，其由“管人”和“管事”兩組矛盾組成，“管人”為主要矛盾，“管事”為次要矛盾；“管人”的矛盾又由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組成，這兩個方面是什么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就得把管理對象的本質搞清楚，即：什么是人？

什么是人？馬克思對人的定義是：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什么是社會關系呢？任何群居動物都有群居規則，猴群的一個規則就是要順從猴王，羊群的一個規則就是要跟著領頭羊走，蜂群的一個規則就是工蜂負責采蜜，蟻群的一個規則就是兵蟻負責保衛家園，等等。人為群居動物，要群居才能成為社會，故群居規則就是社會關系。原始社會的群居規則叫慣例，現代社會的群居規則叫什么？法制。法制明確了人與人的關系。比如，我與張三不認識，但我倆皆要遵守國法，我不能偷他，他也不能搶我，這就是我倆的關系——法制關系；又如，企業老板和員工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此關系是由公司法和企業的規章明確的，所以他們的關系也是法制關系；再如，一對男女是夫妻關系，夫妻關系必須由法律明確，所以夫妻關系仍是法制關系；再如，張三與李四是朋友關系，二人若不守法而相互欺詐，朋友關系就會消失，所以他倆的主要關系仍是法制關系；又如，父子之間是親人關系，如若父子之間不遵守國度而相互傷害，他倆之間的親人關系就會消失而只剩下血緣上的生物關系，等等。就此而論，法制是社會存在的基礎，人的主要社會關系就是法制關系。因此，“管人”這組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通過法制來管人，簡稱法治。如前所說，夫妻關系是法律關系，但恩愛夫妻還有一層關系叫感情關系，感情關系就是人的次要社會關系。故而，“管人”這組矛盾的次要方面就是通過感情來管人，簡稱人治。

綜上所述，法制是管理的主要工具，法治是管理的主要方法；人情是管理的輔助工具，人治是管理的輔助方法。管理實踐中，若能實現法治，即可實現道家“無為而無所無為”主張，此亦中國法家的最高理想：“君無為，法無不為”。

法家篇

法家，平民的政治代言人，一個用歷史成就為其主張開具推薦信的學派。中國百家學說中，若論人杰輩出而無出其右者，當屬法家，其代表人物有：圣人之師、華夏第一相管仲，號尊兵圣、著作享譽世界的孫武，文武雙全、智勇全能的蓋世之才吳起，大秦帝國奠基人、被毛澤東譽為“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商鞅，中國重農主義和變法圖強的開山鼻祖李悝，讓小小韓國變得無人敢犯的申不害，中國兩千多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的規劃者李斯，千古一帝秦始皇以及令秦始皇感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韓非子，中國傳統文化中忠臣與智慧的化身諸葛亮，等等。這一系列杰出人物中，除韓非子英年早逝外，其他人多是歷史功勛卓著的頂級人物，故毛澤東同志評價說：“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

法家能取得卓著的歷史功勛，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找準了管理學的理論原點（或稱理論依據），進而推演出一系列科學有效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任何理論都有其源頭，該源頭稱之理論原點。比如，宗教理論原點是“世上有神仙”，中醫理論原點是“陰陽五行”，化學理論原點是“物質由分子和原子組成”，力學理論原點是“力的作用和反作用”，量子理論原點是“任何物理量都是不連續的”，核物理理論原點是“原子裂變和聚變會釋放能量”，等等。一套理論若能找準其理論原點，便能在實踐上獲得成功，否則就是瞎忙活。中國儒家、墨家、道家的治國理論之所以沒有取得實踐上的真正成功，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管理理論的原點是什么？上面講過，管理主要是管人，既是管人，其理論原點必在人身上。那人身上的哪個特性才是管理理論的原點呢？明確一點：人類無論多聰明，本質依舊是一群脫光毛的猴子，其與才狼虎豹一樣，肚子餓了就得尋找食物，遇有危險就得趕緊跑路，這一“找”一“跑”便是包括人在內所有動物共有的自然天性——趨利避害。李斯與韓非子恩師荀子對此早有定論：“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人類趨利避害的自然天性簡稱人性，人性就是法家的理論原點。商鞅曰：“人性有好惡，故民可治也”，韓非子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趨利避害的人性不僅是法家理論的原點，也是管理學理論的正確原點，這也是古今內外的管理理論和管理方法無論如何創新變化，管理的主題是永恒不變的根本原因。管理的主題是什么？兩個字：獎懲。縱觀古今內外的所有管理理論，有哪個能離開“獎懲”而取得實踐成就？沒有。“獎”是給人的趨利本性“升級”，“懲”是給人的避害天性“下藥”；“獎”能使人在趨利中積極工作，“懲”能使人在“避害”中好好工作。

在君主專制統治時代，任何治國學說要付諸實踐，必須以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為首要前提，否則就是閻王桌上抓供果——自尋死路。法家學說亦如此，其雖尊崇法治并能找準管理理論原點，且較之于儒、墨、道有諸多進步之處，但同樣須以“尊君”為前提。然，“尊君”前提卻導致其產生了無法克服的歷史局限性，即：無法調和維護君主專制統治和促進社會發展的矛盾。比如，要強國富民就得發展經濟，要發展經濟就得發展商業，發展商業就會出現富商巨賈，富商巨賈有錢后就能招兵買馬而威脅君主專制統治，所以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一個基本國策便是重農抑商，而重農抑商政策便是始于法家的李悝變法和商鞅變法。始于法家的抑商政策雖能穩固皇權，卻阻礙社會發展而違背管理學的初衷。

同時，因為權力是統治的基礎，所以法家維護君主專制統治必然主張加強君主集權，加強君主集權必須提防朝臣篡權和百姓對君權合理性的質疑，這就是法家“法”“術”“勢”的理論根基。“法”“術”“勢”原是法家的三個派系，即：以秦相商鞅為代表強調“重賞重刑”的“法”派，以韓相申不害為代表強調“整肅吏治”的“術”派，以齊相慎到為代表強調“君主集權”的“勢”派。最后，一位師從儒家、歸本道家、成于法家的杰貫古今人物，諸子百家爭鳴中最后一位大思想家韓非子將三派思想整合成法制民、術馭臣、勢立威的帝王之學，《韓非子》一書因而成為與《道德經》《論語》并列的經典古籍和歷代帝王秘而不宣的面南之術。法家加強君主集權的主張客觀上造成了“權”和“法”相互獨立，權與法相獨立就容易引發“以權壓法”問題，出現以權壓法就談不上法治。所以，法家學說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學說。盡管如此，法家卻能準確找到管理學的理論原點，僅憑此一點即可成為世界管理學發展史上一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不朽豐碑。

當下，許多人的法治思維是“依法用權”，而“依法用權”須依靠掌權者的自覺性，但人的自覺性靠得住嗎？若能靠得住，那包青天肯定滿地皆是，這可能嗎？要實現法治，核心在于解決好“以權壓法”問題，但只要權力握在人的手里，此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因此，要解決“以權壓法”問題，就必須把權力從人手上奪回來，怎么奪？我黨提出的思路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其本質就是將權力和法制融為一體，徹底消除權力人物化或權力崗位化而實現權力法制化，從而回避“依法用權”問題。權力法制化是實現法治管理的核心，其要義見于下例：某大型超市規定：“營業部經理空缺時，由上一年度銷售業績最高的售貨員無條件自動接任，其若主動放棄或已離職，則由銷售業績排名第二的售貨員自動接任，如此類推”（暫不論此規定是否嚴謹）。此時，任命營業部經理的權力已經變成一種法制，而不再是掌控在超市老板手里的權杖；如若所有售貨員都熟知該規定，縱使超市老板對接任者不滿意，其亦不敢隨意違反規定擅自改變用人，否則后果將極為嚴重，此即韓非子所說的“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超市老板不敢違反法制的管理狀態就是真正的法治。

綜上所述，生成儒家“禮”的土壤是法治，播撒墨家“愛”的方法是法治，實現道家“無為”的途徑是法治，成就法家“法治”的核心在于消除權力人物化和權力崗位化并實現權力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