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在傳統社會里，無論是皇室的宗廟還是地方的祠堂抑或是百姓的家廟，其門頭上都會寫著四個大字“慎終追遠”。何為慎終？敬慎地辦理亡親的喪事；何為追遠？虔誠地追祭遠逝的祖先。為何做到慎終追遠，民眾的德行就會歸于淳厚呢？儒家認為：以哀戚之心為亡親謹慎地舉行葬禮，是奉行孝道的最后表現，這樣做能使生者在表達對死者的尊敬和哀思之時，心中會隨之而產生珍惜自己的生命并且努力修德行善的信念（儒家認為子女的身體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對已故久遠的祖先定期舉行祭祀，是傳承家風的最佳方式，這樣做能提醒后人飲水思源，心存感恩，然后為人處世則比較寬厚仁慈。曾子此言，是鑒于春秋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于其親”的現狀而提出，目的是諷勸那些處在上位的王公大夫們若能做到慎終追遠，則民眾就會因此受到感化而紛紛效仿，這樣社會風氣也就歸于淳厚樸實了。
        如此看來，“慎終追遠”表面上是指葬祭之事，實際上在其背后蘊藏著巨大的教育功能，一旦這種觀念為全社會所接受并代代相傳，便能發揮如同宗教般的作用。事實上，幾千年來，古人一直是按照儒家的教誨，謹遵執行的，正如北大的李零先生所說：“古人不但尊老，還敬死人，不但敬剛死的人，還敬死了很久、離自己很遠的人，此愛綿綿無絕期，今人是比不了的（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而這種淳樸之風的形成，應當要歸功于儒家的教化。其實，儒家是不提倡宗教信仰的，也不相信靈魂的存在，但極重視葬祭之禮。孔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在今人看來就是倡導封建迷信，匡亞明先生則認為這是孔子確立的“不迷信鬼神而又主張祭祀鬼神和敬畏‘天命’的不徹底的近乎二元論的‘天道’觀，但這在當時還是有進步意義的（匡亞明《孔子評傳》）。”匡亞明先生用政治的眼光對孔子做出了這樣的評價，似乎還不夠深入，可以說，儒家主張的“慎終追遠”，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它不僅讓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民眾以此寄托了哀思、感悟了生命、秉承了傳統；同時又讓每一位即將離開人世的人在臨死的那一刻得到莫大的安慰，讓他相信在他死后，他的子子孫孫都將會記住他、思念他、熱愛他，直到永遠。這樣的信念代代相傳，讓中國人在面臨死亡時心中感到安詳和寧靜。中國的民眾沒有信仰宗教的需求，也許從這里能找到答案。人之所以要信仰宗教，主要是想通過它，擺脫因神秘的自然力量和人類自身的情欲對人的侵害而產生的內心的恐懼和憂傷，進而獲得精神上的安全感和永恒感。儒家思想雖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但恰恰具有替代宗教的功能，中國人通過尊奉它同樣能獲得精神上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也就不感到需要宗教的撫慰了。對這一點，近代國學大師辜鴻銘先生是堅信不移的，在他的著作《中國人的精神》里有非常深刻的闡述。不過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當下的中國人，一方面正在逐漸遠離自己的傳統，另一方面又沒有像西方的那種宗教信仰，那么我們拿什么來約束那不斷膨脹的欲望？